韩国版“八项规定”的启示
这次韩国版八项规定覆盖了大量的私营机构人员，该法案不仅适用于各级公务员，还包括韩国国会、政府出资建立的公共机关工作人员，媒体及国立、公立各级学校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所属财团理事长和理事等。
韩国宪法裁判所2016年7月28日裁定，由大韩律师协会和韩国记者协会提起的有关《关于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法》(即《金英兰法》)的宪法诉讼中，对4个争论焦点均裁定合宪。禁止公职人员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的《金英兰法》合宪。这标志韩国史上最严厉的首部反腐法案《金英兰法》,将于9月28日正式实施。据分析，受《金英兰法》影响的利害关系者将超400万人，因此《金英兰法》生效后，韩国公民的整体生活将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在施行令（中国人民应该不陌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施细则》）中规定，韩国公职人员接受宴请标准为每人一次限3万韩元(1韩元约合0.0056元人民币),收受礼品价值不能超过5万韩元,婚丧嫁娶等人情往来费用的上限为10万韩元。除公职人员宴请标准维持现行公职人员行动纲领标准不变外,在礼品、礼俗费用等部分均相较于金英兰法中的规定作出了一定幅度的上调。例如往来赠送的礼品费用上限由原来的0元上调为5万韩元,传统礼俗费用上限由原来的5万韩元上调为10万韩元。
即便如此，原来韩国中高层官员长期习惯的吃请、高尔夫球等社交活动也基本到此结束。韩国大批专门为公务宴请开设的奢靡场所，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一幕，中国朋友应该眼熟吧，不错。这就是韩国版的八项规定，中国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被称为苛刻的八项规定及相关制度的落实，基本将一度称为国民重要支柱产业的公款吃喝业彻底打垮。
当然，韩国比我们走得更彻底，这次韩国版八项规定覆盖了大量的私营机构人员，该法案不仅适用于各级公务员，还包括韩国国会、政府出资建立的公共机关工作人员，媒体及国立、公立各级学校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所属财团理事长和理事等。据韩媒估计，该法案覆盖近300万人，占韩国人口的8%，如果算上对家庭或利害关系人的影响，至少对30%以上的国民生活造成影响。
这样的法律反对者不在少数，前面提到的韩国律师协会，韩国记者协会，甚至专门养殖高档水产品的农民，都对该法案抗议不断，那为什么韩国还要不惜一切地通过这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框架性反腐法案呢？这就要看清廉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重视人情往来、人脉关系的东亚社会，送礼物、拉关系被视为人之常情，一般的人际交往和徇私舞弊之间并非总是泾渭分明，这其实是每个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韩国如此，中国更是如此。腐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给了人民以解决问题，实现正当需求的希望。一些事情，严格按照规定是办不成的，但对当事人而言又是正当的要求，这时候，有腐败，大家就有了一个台阶，有诉求的人支付对价得到了不算过分的一点希望，掌握权力的人也获得了不算巨额的回报，这就是日日夜夜在东亚大地上不断发生的故事。除去那些被世人仇视的大贪之外，这些人，我们生活中不但不痛恨，而且还赞赏，甚至依赖，我记得新闻媒体报道说，一些高级干部退休以后说，离了熟人，连看病都不会看了，就是这种情况之一。
如果你把人类的好恶，由此引发的作为与不作为都看作腐败，采取零容忍的话，那社会的形态会如何变化，恐怕很少有人能回答得上来。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讨好过别人，也厌恶过别人，因为愿意而去做某件事，因为不愿意而不去做某件事。比如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夸食堂的师父长得帅、手艺好，就能偶尔多吃一个鸡腿，我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夸老师长得美，老师也会给他一个小玩具或者小糖果。严格意义上说，以及按照中纪委的说法，把副科长喊成科长都是一种行贿（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人说过，比如犯人管武警小兵叫队长，比如民国老百姓叫大头兵老总），那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贿赂之中，岂不是反腐败就是反对自己吗？
看来，这种润滑生活的小腐败我们已经离不开了，可人的欲望总会膨胀，你很难划出一个界限，决定欲望膨胀到什么程度才不能被社会接受。中国的刑法一度在做这样的努力，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标准就是这个意思，从一开始的5000元，涨到今天的30000元，体现的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想努力明确尺度。
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除了增加腐败的成本以外，毫无意义。比如，原来一个人要买官，可能一次性拿二十万给领导，就买来了，实现了愿望，就不再看人脸色了。现在呢，要一千，两千，一万，两万，细水长流，还不知道领导什么时候才能认这个账，人的思想在这种长期的勾兑中，变得更加扭曲。当然，采取《金英兰法》模式的意义在于，对于价值巨大的权利，无法通过日积月累达到数量，比如一个官位要卖200万元，可法律规定一次送礼只能送200元，等你送完一万次，就是你还在，领导估计也不在了。然而，对于微小的腐败，比如你一包烟买通门卫进大院停车等等，这种模式又失去了意义。数额式管理腐败，在我的观察中对遏制社会整体腐败毫无效果，最多只能控制，绝不是，也不会是根除之举。
完全的清廉建立起来，这样的乌托邦，真的对所有人有好处吗？如果将一切人情都管束起来，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几个模型，比如香港、比如新加坡，似乎都在实践这种理想。可是，2013年，香港立法会文件揭发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2007年7月至2012年6月任职期间，用总值近22万港元的公款向中国大陆政府官员送礼137次，包括价值4000多元的花坑石摆设、2000多元的围巾、近2000元的电子相架和1600多的照相机等。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从这些礼品的数额、送礼的动机等要素考虑远远够不上犯罪，但按照香港零容忍的法律，这就是违法。不过，2016年1月27日，香港律政司对其决定不起诉，为该案画上句号。但在我看来，廉政公署神话在逻辑上已经破灭，除非全世界都实现零容忍的反腐败法律，否则你在需要礼尚往来的地区，采取合规手段的活动，回国被视为违法犯罪，终究是不符合人类理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反海外贿赂行为法》被人所诟病的原因之一，如果该行为所在国，贿赂是一种必须的生存方式，比如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等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地区，那这样的行为如何能被另一个国家定义为犯罪呢？
可我们依旧在追求清廉。那清廉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神往？
人们之所以追求清廉，其本质在于，不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受害者。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当一个人在社会呼风唤雨的时候，他恨不得制度对其毫无约束，为所欲为，但当一个人垂垂老矣，大权旁落的时候，他又希望基本制度可以给予他最渴望的保障，这是我在检察院工作十年最大的感悟。清廉的本质，就是平等、完整地实现社会规范，让能力不足以欺凌他人利益的人得到起码的保障，或者最起码不用通过额外支付对价来赎买本该属于自己的保障。
清廉是为了保护弱者，但每个人都有成为弱者的一天。
那最后一个问题，零容忍的尺度可行吗？
个人认为，完全意义上的零人情往来是不可行的。人类之所以需要人情往来，其追根溯源来自于人类的特殊自然属性——社会化与团队运作。当人类需要对抗比自己强大的生物的时候，就需要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利益分享。当人类完全主导地球以后，这种利益分享就会变成内部的利益输送，以产生强大的组织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腐败，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孕育的。今天的现代人类社会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异，全球化决定了利益集团超出原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进行跨区域的运行，全人类的命运其实在不断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意义上禁止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享，包括我请你喝杯咖啡，你请我吃块蛋糕这样的行为，不但做不到、无意义，也对社会均衡有害，人如果完全理性化，变成一个个严格执行规定的螺丝钉，那规则制定者就成了对全社会最大的奴役者。
那怎么办呢？其实很好办，让社会影响和数额来共同决定腐败的尺度。社会影响上说，明确一些领域为零容忍，比如司法、教育、医疗、军事、治安等；数额上说，我以前就提过一个观点，借鉴《俄罗斯刑法典》，以年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数，累计单方利益输送、单方利益获取超过一个年人均国民收入的，视为犯罪，设立追诉时效制度，既要打击犯罪，也避免秋后算账。
我们需要廉洁的社会，不但让我们有安全感，更让我们充满希望，但我们也不希望人与人之间被所谓的法律武器筑上篱笆，如果这样的话，人与人之间所必须的联系就会被新的东西所取代，因为这也是一种必需品，当然，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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